保尔森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他提议的对话议程广泛而复杂，从货币政策到环境，涵盖了中国政府面临的许多最艰巨的国内政策挑战。此外，就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感而言，中国领导层目前远非一致，他们对于那些政治上棘手的必要改革越来越犹豫。
但中国必须对美国发起的战略经济对话做出积极回应，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很高，无法承受因战略经济对话破裂所导致的双边关系恶化。第二，保尔森在美国国内颇具政治影响力，同时，他也是最愿意倾听北京意见的、老练的美方对话者。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保尔森的议程既符合美国利益，也同样符合中国利益。他力图超越美中在人民币汇率（就双边贸易失衡而言只是很小一个因素）问题上的争吵，提升讨论层次，将焦点放在中国实现更平衡经济发展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上。
关键在于降低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这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和投资过度的主要原因。这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保体系，以降低未雨绸缪式的家庭储蓄，同时优化企业税收和红利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一方面，这将为储蓄（目前多数仍以低利率的银行存款为主）提供更加广泛的出路，并改善风险定价机制，进而提高企业投资质量；另一方面，这还将增强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
中国需要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包括灵活的汇率机制），而提高金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将仍然是一种粗线条式的“碰运气”行为，在寻求解决市场扭曲和失衡问题的同时，会带来同样多的市场扭曲和失衡，并且会导致国际关系紧张。
比较开明的中国决策者明白这个道理。保尔森面临的挑战在于，促使中国决策者加快行动步伐，而又让他们不至于看上去屈从于美国压力。而北京面临的挑战在于，把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置于内部分歧之上。他们最好能够取得成功，否则，主动权将落到没有多少妥协意愿的美国国会手中。
译者/朱冠华
2006年12月11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