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美国政府的标志性特点，不仅在其无能，还在于它背弃了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本届政府的战略，一直基于以下四点：武力为首；维持单极格局；肆意运用美国实力；以及在未遭受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对2001年9/11恐怖暴行的回应，强化了对所有这些原则的坚持。一种定义模糊、不受限制的“反恐战争”概念，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支点。它导致了“邪恶轴心”概念的产生，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神权统治的伊朗以及金正日(Kim Jong-il)的朝鲜联系起来。它导致了对阿富汗理直气壮的侵略，并进而移师伊拉克。一定程度上，反恐战争这一概念，导致了下列情况的出现：在没有司法监督情况下，对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施行无限期监禁；容忍刑讯逼供的存在；对嫌疑犯进行“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在关塔那摩湾设置不受美国法律管辖的监狱；以及通过间接手段，在阿布哈里卜监狱虐囚。
所有这些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的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描述的情况更为糟糕。他们恰如其分地形容道，在（政策）执行方面，“情报零乱、判断失误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狂热”表现得十分明显，尤以伊拉克为最。*然而，拙劣的执行并非偶然。信奉武力至上，自然导致责任转向了国防部；而相信武力的效力，则形成了胜利就是和平以及向民主迅速转型的信念；对盟国的轻视，注定了在战后占领上缺乏合作。
美国现在必须重新开始。它必须设计一套适应当前时代的外交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它应该摒弃几乎所有得到布什政府颂扬的东西。
首先，外交政策的目标，远不止于命名不当的“反恐战争”。世界的确应该关注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但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相比，他们还没有形成同样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同样重要的是维持全球经济繁荣、应对新生强国的崛起、发展经济（包括在伊斯兰世界），以及管理全球的共同利益。
其次，武力远没有其拥护者想象的那么有效。武力威胁无法改变其它强国的政策，只会使它们更加怀疑美国的意图。武力威胁将加强潜在敌人获得核武器的决心。正如伊拉克所表现的，强大的武力甚至不能给一个只有2100万人口的国家带来稳定。
第三，美国作为全球强国的正当性，取决于美国能否赢得其它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如果德国人对美国的信心没有遭到破坏的话，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就不会在2002年凭借一项反美纲领在大选中胜出。不过，更重要的是，针对圣战恐怖主义分子的战争，是一场观念之战。要赢得胜利，不能通过恐吓，而是要增强西方的价值观对数亿穆斯林的吸引力，使其超越那些与之对立的狂热观念。本届美国政府愿意将法治作为一种额外选择，这加大了其在长期内击败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难度。
第四，多边机构至关重要。它们将威望和权力碰撞的可能性，转化为接受共同的良好行为准则。最重要的是，只有世界主要大国（至少是这些国家）心甘情愿进行合作，才能解决诸多的全球挑战。共同的机构使这种合作更可靠，也更为持久。
第五，牢固的联盟十分关键。自愿联合已被证明是脆弱的。即使是英国，也不太可能让自己再被拖入类似伊拉克的风险中，因为它完全忠于承诺，但在政策执行方面却没有影响力。而事实同样证明，美国也无法独力成就其寻求的目标。固定的联盟的确是制约，但它们也是确保承诺的手段。
自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以来，布什可以说是最糟糕的一位总统，他的外交政策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重要的问题是，现在要发生什么。尽管布什的外交政策一直很糟糕，但其它的选择也好不到哪去。一种完全无视西方价值观的“现实主义”，会是一个重大失误。更糟糕的是，从伊拉克战争抽身而退，转而采取孤立主义，并从开放转向保护主义。
然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有句名言：“美国总是在尝试了其它所有选择之后，去做正确的事情”。世界将不会接受一个美国主人。但它仍将欢迎美国的领导，前提是这种领导对其他各方的利益给予了应有的考虑，并建立在美国自身向世界传播的价值观基础上。
30年前，美国刚刚输掉了越南战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被迫辞职，全球经济陷入通货膨胀的混乱，西方世界的未来一片黑暗。然而15年之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前苏联解体了。击败共产主义，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凭借西方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吸引力。
外交政策总是难以制定的。但我要说，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美国需要重新树立对于自由价值观、法治和全球合作的信念——1945年之后，美国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建立了非常成功的国际秩序。未来正确的道路，不能奉行19世纪的主权和实力平衡观念。应当发挥美国典范的力量，而非其军事力量；应展示其领袖能力，而非单方面的命令。20世纪美国伟大的决策者们，对此有着透彻的理解。他们21世纪的继任者也应表现出同样的智慧。
*《自由现实主义：民主党外交政策的基础》(Liberal Realism: The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tic Foreign Policy)，《国家利益》杂志(The National Interest)，2004年秋
作者简介：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编辑 (associate editor)和首席经济评论员。他对全球经济有着精辟的深刻分析，获得了国际上各界广泛普遍的承认赞赏。在 2003 年度“最佳商务记者奖”评奖中，他荣获“十年杰出成就奖 ”。沃尔夫先生197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然后，他到世界银行任职，并于1974年出任世行资深经济学家。1999年以来，他一直是每年一度的 “世界经济论坛 ”的特邀评委成员。
(作者：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2006年12月13日 星期三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