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幅将连续第三年超过10%，而许多外国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个数字低估了中国的实际发展速度。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领导班子为强劲的经济复兴补上了满满的外交日程，反映出中国增长带来的新压力和新利益。
11月份，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在南方招待了10位东南亚领导人，在北京峰会上款待了48个非洲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还召集了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6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调停朝鲜的核问题。
安全利益
这些独立的事件集中体现了中国最高的安全利益：需要亚洲的稳定，需要更多的原材料（特别是非洲能提供的石油），还需要与美国搞好关系。
在国内，中国孕育了一个新的富豪阶层、一个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的新兴中产阶层，以及一个苦苦挣扎、越来越难以驾驭的农村下层和城市贫民阶层。
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一波挑战中，中国展现出非凡的应变能力，成功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经济衰退，以及中国本土的健康危机——2003年的“非典” (Sars)疫情。
同样被大大低估的还有政治体系相对成熟带来的稳定性。自2002年开始，胡锦涛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和平接过了江泽民的所有领导岗位，这种权力交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以来尚属首次。
尽管如此，中国的快速发展仍然是“停不下来”又“不可持续”的奇怪组合。
“停不下来”
在多数密切观察中国状况的人士眼中，方程式中“停不下来”的部分已越来越明显。中短期而言，在高投资率、出口膨胀和国内消费健康发展的驱动下，快速增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随着近年来银行业的改革，金融危机的威胁已经消退。无论如何，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万一发生金融突发事件，中国有充裕的后备资金。
中国人的万丈干劲与雄心，是常常被经济方程式遗漏的未知因素。
引人入胜的故事
尽管中国的体系中有那么多不公平和不公正，但如此多的个人在过去25年取得的巨大进步，还是造就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越来越多其它地方的人也希望能够亲身经历或是效仿。
经济增长速度明年也许会稍有减缓，降到9.5%左右，不过，这种减速中国可以轻松应对，甚至可能还会欢迎。
不过，即便是在中国领导层自己看来，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近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变化，因为就在20年前，中国还是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尽管那确实意味着贫穷。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按国际可比价格计算每天消费一美元的衡量指标，中国的增长使贫困率不断降低，在2001年以后的3年时间内，贫困率从16%降到了10%。
但同时，贫困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引起领导层的担忧。
最贫困人口收入下降
世行的一份研究显示，在2001年以后的两年中，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但10%最贫困中国人的收入实际上下降了2.5%。
这些新穷人半数以上不是生活在农村，而且其中约70%的人由于健康问题、庄稼欠收或意外伤害而遭遇了“收入冲击”(income shock)。
世界银行中国局负责人杜大伟(David Dollar)表示：“这说明，中国要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就需要采取措施，让各种不同的‘安全网'或保险——例如医疗保险、农作物保险——深入家家户户，同时也需要建立福利体系，支持那些家里没有成人可以工作的家庭。”
胡锦涛和温家宝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列为经济计划的头等大事，但是政治体系中的失衡和腐败，将使这个问题难以迅速取得进展。
中央政府雄心勃勃地想要大幅提高医疗和教育支出（过去10年，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公共供应不断减少），但北京对负责提供这类服务的省市级领导人极不信任，使这一进程受到了阻碍。
他们担心，地方领导人会浪费资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把钱放进自己的腰包。
与此同时，地方领导人则抱怨（这种抱怨不无道理），中央政府强迫他们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与此同时又不给地方政府足够的资金，还剥夺了他们的收税权。
治理环境
另一个大问题（其影响更难测定）是环境的恶化。中国政府发誓要解决这个问题，强制推行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但中国要想迅速采取措施，治理窒息城市的污染，阻止宝贵的农田和稀缺的水资源被滥用，这种能力短期内同样很有限。
在部分程度上，这是中国成功的产物。对发展的渴望，意味着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意遏制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也给政府带来合法性。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在北京之外权力有限，难以贯彻实施它自己的环境法令。
中国的经济结构还面临全球风险。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已增长至GDP的8%左右，而且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倘若美国或欧洲经济急速衰退，将在两地激起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完全有可能激起一波反倾销诉讼。
所有这些问题，在中国基本上都进行了公开的激烈讨论。但是，这种共产党一党制领导的政治模式是否可以持续，则是另一个无法公开讨论的相关问题。
在明年召开的五年一度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预计胡锦涛将会连任，他还会引入一个更年轻的领导班子，在2012年以后接替自己。
中国面临无数的挑战，既有来自要求日益增多的富裕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也有来自权利时常被剥夺的广大贫困农业人口的挑战。中国的体制是否足够灵活，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呢？
在中国21世纪不平等的繁荣中，这是一个没有答案，而且在此时无法回答的问题。
（作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2006年12月15日 星期五 译者/ 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