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地考察一下发达国家当初处于不发达时期因为社会分配不均所带来的需求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起初人们之间的这种需求能力不足的状况是基本平衡的，即人们一开始的收入水平基本相近，都穷得大体差不多寒酸。当由不发达向发达逐渐发展时，在人们需求能力都普遍逐步提高的同时，人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出现了越来越悬殊的差距，出现了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一少部分人的需求能力呈现出超负荷状态，不但可以买到“鬼推磨”，甚至还能买到“磨推鬼”，甚至钱多得都没处花；而另一大部分人则“饥一顿、饱一顿”，穷得“叮当响”，不但有人见钱口发渴，甚至有人见钱眼就红。
在分析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问题上，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是否顺利，归结于是否存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然而美国的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艾伯特·O·赫希曼则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强调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这两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启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首先，来源于储蓄供给的资本，并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那是由于到处存在奢侈浪费、窖藏和非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储蓄和生产性投资既是发展的原因，又是发展的结果。其次，不发达国家并不缺乏企业家才能，问题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才能通常只是急功近利，而忽视工业的发展。企业家才能如同资本一样，不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所以，不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和技术方面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只是没有被开发出来。那么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赫希曼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启动真正缺乏的是决策能力，决策能力通常是无法节约的，又不能替代或进口，不像生产要素那样，如果其中某一项存在短缺现象，根据其所具有的可替代性可以得到替补，或者通过贸易渠道获得。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形成“诱导决策”机制，合理、有效的诱导机制就是要对经济事物造成压力，产生失调，促成不平衡，以期创造投资机会。“压力”和“诱导机制”就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赫希曼提出了“社会间接资本”短缺战略，认为这种投资战略适用于不发达国家，能对发展实现诱导。所谓“社会间接资本”是指对直接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服务。就广义而言，还包括从法律、条令到教育、公共卫生保健，乃至运输、通讯、供水、供电和环保等。可以看得出，赫希曼除了将资本的外延扩大到第三产业领域（如服务业）乃至“上层建筑”领域（如法律、教育等）之外，仍然没有跳出“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的框框，只是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这样一来，绕来绕去，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最终还是剩下了“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这一支拐棍。
笔者认为，探究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不应仅仅从不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状况着手，而应同时从那些发达国家当初不发达时所走过的经济发展路程的考察上着手；后者应比前者更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用社会成本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企业家才能以及赫希曼所说的“决策能力”，这些都是对经济发展的启动和促进具有自身特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只是“跷跷板”的“一头官司”，另一头更重要的“筹码”，是围绕着需求而实现的消费能力问题，它才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就需求而言，围绕着它所突现的几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需求能力、需求对象和需求扩展这几个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素。
需求能力，通常是指某个人为了达到需求的满足其自身的素质状态，当它升华为经济表现时，在“其自身的素质状态”之外就不得不附加上财富的收入和储蓄状态，它将决定着一个人的实际消费能力。
所谓需求对象，是相对需求者的需求而言的，是需求者所需求的目标。这一目标可以是某一物品，也可以是某种无形物，但它们都可以以产品的面目出现在需求者的面前。当人们将需求对象从粮食扩展到服装时，第一产业必然会向着第二产业发展；当人们将需求对象从电器设备扩展到休闲的文化享受时，第二产业必然会向着第三产业发展。需求对象的扩展是伴随着需求能力的提高而逐渐递进的。
当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时，它所面临的最大的麻烦是，作为大多数的人民，其综合消费的需求能力不足，它无法靠节约获得，也不能用进口等方式替代。只能自己一点一点地开发、挖掘。它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人们的需求能力从整体上来看提高的速度异常地慢，甚而至于停滞不前，偶尔还呈下降的趋势，这与经济发展速度呈高速增长的状态（GDP增长的比率有时可以达到两位数）极不协调，极不平衡。其二，人们之间的需求能力虽出现了越来越悬殊的差距，但这种不平衡的状态非但未能有效地扩展消费空间，反倒成了消费的障碍。其原因是，它不是呈现需求能力逐渐递进的“金字塔式”的不平衡，而是“旗杆子式”的不平衡，破坏了需求扩展的层次规则。
需求扩展的层次规则的基本要求是：在需求的高消费能力与低消费能力之间，不能出现消费空间的空缺，并且它应随着层次的降低而使有消费能力的人的数量增加，随着层次的提高而使有消费能力的人数量减少，增加或减少，都是随着层次的高低逐级递增或递减的。
如果我们把社会分成无产者、贫产者，微产者、中产者、资产者和富产者六个经济阶层，那么如下所示，不发达国家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应该选择“金字塔式”的不平衡战略，而不要选择“旗杆子式”的不平衡战略。
富产者 △
资产者 △△△
中产者 △△△△△
微产者 △△△△△△△△
贫产者 △△△△△△△△△△△
无产者 △△△△△△△△△△△△△
“金字塔式”不平衡战略
富产者 △
资产者 △
中产者 △
微产者 △
贫产者 △
无产者 △△△△△△△△△△△△△△△△△△△△△△△
“旗杆子式”不平衡战略
这里所说的“不平衡”，当然是指在某个社会中人们的需求能力或说是人们的贫富差距的不平衡。所谓的“均贫富”就是平衡战略，这种战略曾被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取胜之道，但结果是他们都在经济上打了败仗。
“金字塔式”不平衡战略并不是要求不发达国家必须达到这一最理想的状态，而是以它作为理想目标，尽力朝着这个方向和目标努力，使经济现状尽可能地接近这个最理想状态的边缘。现在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乃是他们的社会中人们之间需求能力的对比与不发达国家相比，更略接近这个最理想状态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低层次经济阶层的对比中），而高层次经济阶层间的对比却有拉大差距的趋势。
不发达国家不可能能够达到这一最理想状态。假如在10000个人所组成的社会中，只有1个富产者，3个资产者，6个中产者，12个微产者，30个贫产者，其余的都是无产者，这样的一种社会需求能力的构成显然不利于高消费，但它比另一种假设的结果要有利得多：1个富产者，1个资产者，1个中产者，1个微产者，1个贫产者，其余的都是无产者。这后一种假设，除了无产者经济阶层外，其他各个经济阶层人数之少构不成消费群体，为满足他们的高消费，其生产厂商都会因需求数量的不足而使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无法降低（什么是“实付社会商品成本”请参阅《剩余价值与价值剩余》一文，东亚经济评论网，经济理论），最终导致资本的亏损。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就不会向这些产品领域投资。后一种假设就是我们在前面刚刚提到的“旗杆子式”不平衡战略。这就像在荒凉的大地上竖起了一棵光秃秃的旗杆。
“金字塔式”不平衡战略是一种较理想的经济发展状态；“旗杆子式”不平衡战略是一种最糟糕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发达国家社会中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需求能力的构成是多种多样的，谁优谁劣似乎不好一言概之，但归根结底可以较准确衡量出差异的，就是人们的需求能力的构成状态，它可以由人们拥有的财富数量显现出来。这一构成状态，越接近于“金字塔式”的不平衡就越有利于经济继续向上发展，越接近于“旗杆子式”的不平衡就越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从“旗杆子式”不平衡战略可以看出，当人们盲目地扩大投资生产高档商品的时候，这种需求对象的开发和投资未能与需求能力状况相吻合，大多数人跟不上这种消费形势，无力消费，而投资者意欲尽快将无人需要的商品卖出去以防积压，便不得不“割肉”，这种情况形成连锁反应，就会进入到恶性循环中。
譬如，当通货紧缩发生时，有人却大量投资建别墅，弄得还不上贷款，无力支付利息，只能赔本销售。
可以这么说，一个经济周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战略由递进转变成盲进(即“金字塔式”趋势转变成“旗杆子式”趋势的过程)。如果能确保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人们的需求能力上朝着“金字塔式”不平衡战略趋势方向稳步迈进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指自然经济，排除外来的人为制造的恶意炒作)。所以，所谓经济周期的长与短，起着决定作用的，就是人们需求能力的构成状态变化的周期。这就好比，当人们的消费能力仅能维持在每顿饭只能喝玉米粥，连绿豆稀饭的钱都支付不起的话，那么，那些拼命养牛生产牛奶的企业最终肯定没办法将牛奶销售出去，只好倒进大海。
总之，经济社会无法排除出现贫富差距的情况，关键是贫与富之间人口数量的对比关系和财富拥有量的对比关系，由这些关系所构成的社会6个经济阶层之间的对比状况是个什么样子，它是趋向于“金字塔式”的不平衡，还是趋向于“旗杆子式”的不平衡，这才是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自始至终应该全力予以关注的问题。
从我们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恩格尔系数存在的弊端。恩格尔系数着重考察的是人们的收入，在这收入中有多少是用于购买维持生存所必须的食品，由此带来两处空白：当一个大富翁提前退休不再有任何收入尽享闲暇带来的享受和舒适生活时，就这个人而言，他的“恩格尔系数”应该怎样计算?他花的不是当时的收入，而是过去的储蓄，“零收入”中却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可看作是现在向过去所借的款)购买食品，其“恩格尔系数”就要荒唐地达到百分之一百以上，这一数字，它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由此，它使得人们对财富的拥有量究竟有多少出现了空白，所有财富的变化情况更是无法体现和说明。这是其一。其二，它在人们的需求能力的构成上出现了评估的空白，极易掩盖一个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这是因为，恩格尔系数忽视了享有不同财富的人口数量布局问题，也就是说，它无法区分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倾向于“金字塔式”的不平衡，还是倾向于“旗杆子式”的不平衡。譬如，假设两个国家各自由100个人组成，它们的恩格尔系数都是20%，从表面上看我们会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两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一样高。其实大错特错了!因为有可能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做一下对比。
A国：富产者和资产者只占总人口的2%，但却占有这个国家整个财富和收入的80%；中产者和微产者占总人口的5%，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占总量的15%；贫产者和无产者占总人口的93%，但只拥有总量5%的财富和收入。所谓的恩格尔系数20%是经过综合计算得出的平均水平。
B国：富产者和资产者占总人口的20%，拥有的财富和收入占总量的60%；中产者和微产者占总人口的30%，拥有的财富和收入占总量的30%；贫产者和无产者占总人口的50%，所获得的财富和收入占总量的10%。所谓的恩格尔系数20%也是经过综合计算得出的平均水平。
两个国家恩格尔系数都是20%，可B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简直就是天堂，而A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简直就是地狱。许多不发达国家为了显示自身的“繁荣”，总是喜欢用恩格尔系数下降了多少来标榜，根本不看占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个什么样子，这不能不说是个自欺欺人的典型。如果不将所谓的恩格尔系数依据不同的经济阶层来分别计算和对比，而是综合平均计算，那它就是麻醉剂，是迷魂药。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乃是由不平衡走向“平衡”的。说得准确一点，应该称为“陶罐式”亚平衡战略。所谓亚平衡战略，是指国家经济发达之后，在放弃了“金字塔式”不平衡战略的同时，并未对“塔尖”上的经济阶层实行“封顶”政策，而是允许他们继续向上攀登，但通过税收政策提高社会福利，尽力地使下层人群数量减少，少到他们的数量与富产者与资产者的数量相差不多，少到只须对高层经济人士按一定比例收取少许调节税，这些税收就足可以养活无产者和贫产者，甚而至于还可以使他们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住上属于自己的住房，开上属于自己的轿车。
富产者 △△△
资产者 △△△△△
中产者 △△△△△△△
微产者 △△△△△△△
贫产者 △△△△△△
无产者 △△△△
“陶罐式”亚平衡战略
发达国家实行的亚平衡战略，将会面临着发展迟缓的压力，这是因为需求能力不足的人数已锐减，即使增强他们的需求能力，似乎实现不了整个经济的改观。可行的是，他们必须大力发展娱乐、服务、高端享受等类型的第三产业以求需求的扩展，同时开发新产品以使他们作出更新需求的决定(即放弃对旧产品的消费而购买新的产品)。从这几点来看，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商业机会不及不发达国家。若只说发展的潜力，则不发达国家应该更具吸引力。
然而，由于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受制于它的政治制度(政策和法治环境)，因此选择哪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最终往往不是由经济发展战略来说话，而是由政治发展战略来说话。经济上的一只“无形的手”只是个木偶，它的背后还有另一只政治上的“无形的手”。因此机会和潜力的后面也有不利因素。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的着眼点，乃是最集中地落在“经济人”身上，因为恰恰是他们的需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他们的需求被客观因素压制(收入过于少而贫穷)时，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弱；反之，当他们的需求得到解放(收入多而相对富裕)时，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强。因此怎样使更多的人脱贫致富是所有不发达国家的首选课题，经济发展战略归根结底就是怎样使人民脱贫致富的战略。至于资本、企业家才能以及“决策能力”等等，它们都是为这一战略服务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比较难办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实行“新自由主义”，即完全实行市场经济，靠经济规律自身来确定它的发展过程，那么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倾向于“旗杆子式”的不平衡状况，只会有极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的状态。但是，如果实行“凯恩斯主义”，即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职能，则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如果政府所加强的宏观调控的职能掺杂进私利，使政治权力与金钱狼狈为奸，那么，只会有极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的状态不但不会得到缓解，反倒会加重。这样的“凯恩斯主义”还不如“新自由主义”。如果政府所加强的宏观调控的职能公正无私，能够有效地抑制住腐败，那么，实行“金字塔式”不平衡战略的经济举措才会有成效。由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往往都缺少制衡的机制，政府官员要么官官相护，要么刻意寻租，总之他们私心太重，所以宏观调控的职能总是在不正常地发挥作用，致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战略总是无法向最理想的目标靠拢，甚至有时呈背道而驰的状态。
《资本论》将批判的目标指向了投资者(即资本家)，其前提应该是他们与政府权力勾结在一起，用这种权力与金钱狼狈为奸的方式获得对广大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本钱。如果国家和政府能够持有公心，且能够发挥出宏观调控的职能，则那些缺乏人性的投资者既便本性难变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压迫和剥削劳动者，因为政府为了全局的稳定，会运用法制手段教训那些违法违规者，在经济秩序的宏观面上主持公道。不管出现了哪一种情况，只要投资者无法获得政治权力的庇护，他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和压迫劳动者，如果非但没有获得政治权力的庇护，反倒事事都置于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督之下，随时会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予以重罚，这样的话，投资者怎么可能为非作歹呢?可见，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否尽到了其应尽的职能是一个关键点，引发阶级斗争的焦点不是资本有没有人性、有没有道德，而是政府及其享有政治权力的当权者们有没有人性、有没有道德。然而《资本论》将矛头只指向资本，对政府腐败视而不见，或者是将政府腐败看作是资本的罪过，让资本当了替罪羊，却轻而易举地放跑了罪魁祸首，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尽管如此，《资本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使大多数劳动者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从而摆脱贫困，最终使大多数的劳动者都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是绝对正义而高尚的追求，这也是至今天底下大多数人都崇拜马克思的原因所在。如果说我们发现了《资本论》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甚至有些难以服人的地方，那仅仅是针对它的一些论证过程。这个论证过程就好比钓鱼，不能说某人使用了正品的渔杆没钓上鱼来就说他拿错了工具，反之某人拿着火勾子钓上鱼来了就说他手里拿的才是真正的鱼具。你想钓鱼，并且最后真的钓上来了达到了目的，但是你使用火勾子当渔杆，不管是让谁看见都会认为你是个外行。妙就妙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谁也没有看出破绽，但这并不意味着火勾子会变成漂亮的渔杆，除非它会变戏法。发现这一玄机只是时间问题，或早或晚，终究会有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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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津，男，1958年4月生于天津；汉族。中共党员。1978年在海军东海舰队服役，后在信号教研室任教。198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90年至1994年任天津市环达五交化商行、天津市南开区环达五金电料经营部、天津市河西区环达酒家三企业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现为天津工人报社记者、编辑。社会兼职：世界学术成果研究院理事；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会员；中国亚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天津市未来与预测科学研究会理事、传统与现代预测科学研究分会副会长；天津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会员。
主要著作（可在网上输入作者姓名搜索查阅）：政治学专著《人权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哲学专著《宇宙探秘——物质感觉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4月版）；天文学专著《破解太阳系形成之迷》（台北九州图书文物有限公司2003年1月版）；所撰写的经济学论文《资本发展阶段的分析及预测》，获得世界学术成果研究院“世界学术论文（成果）国际金奖”，并入编《世界优秀学术论文（成果）文献》一书（世界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经济学论文《剩余价值与价值剩余》，获得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并入编《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列为首篇）一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5月版）。学术论文《生产力受消极文化力制约的分析》，在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和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05年国际交流评选活动中，获得国际优秀论文奖。
所撰写的新闻稿件和维权文章近千篇百万字，刊登于《天津工人报》，多篇文章被《工人日报》等其他媒体转载，十数篇文章曾获得“全国工人报刊好新闻奖”二、三等奖数篇，“天津市好新闻奖”二、三等奖数篇、“天津市五一新闻奖”三等奖数篇。
作者电邮：Weiquan5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