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以上，许多人包括国内经济学者，都在提出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的对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在今日出版的市场报上撰文指出，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低是因为可支配收入低。而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都是导致储蓄率过高的原因。
樊纲表示，过去几年GDP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
对于把中国的消费水平低的原因归到中国农民消费水平太低上的说法，樊纲指出，农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农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农民没钱。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孩子上学、寻医看病还没有着落。因此中国短期内的消费增长很难指望靠刺激农民消费来实现。
而对于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樊纲认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任何国家都需要几十年时间，不可能在近期内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消费。
此外，樊纲指出，收入差距较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目前在所有就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低收入阶层，要么是打工仔、蓝领，年收入平均仅万元左右；要么是还在农村的农民，每年仅3000元。他们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率很低，但在整个经济中，他们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每年新增GDP只有40%左右归这些低收入阶层所有，而且不是由于工资率提高，而是主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剩下60%的新增GDP被高收入群体所获，而这个群体消费倾向很低，平均下来，整体消费倾向很难提高。就是说，现在恐怕还不能进入国民消费倾向大幅提高的阶段，而要在今后几十年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方能解决。
据此，樊纲认为，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是短期需要也是长期需要的。中国甚至应该特别鼓励高收入阶层多消费一点，但总体而言，这种政策效果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所以，保持总需求各部分的稳定增长，不能只强调消费增长，出口、投资都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