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不指望一场讨论就能完成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之所以这样“评估”，首先是，在思想观念层面上，经过激烈的交锋，互相驳诘，在攻防进退的互动基础上，人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质疑者郎咸平一方，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能搞国企产权改革，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能搞MBO”（《中国青年报》9月20日），“我根本没有反对民企发展”（《民营经济报》9月13日）。不管他是“从来没有说过”，还是修订补正自己某些场合的发言，总之，他新近的表态与反驳方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质疑“郎氏质疑”一方的观点，在9月7日国资委人士称“国资流失现象普遍”之后，已失去了基本事实的支撑。
虽然张维迎、周其仁两位经济学家尚未出言修正自己的观点，但“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是非已得到澄清。比如，社会学者、反腐研究专家邵道生在人民网上发表了《四问张维迎》。张教授既不重数据（见邵文第一问），也不讲逻辑（如他以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被一个有私愤的人杀害，来证明“大众舆论”对企业生存环境的危害，同时又说，死者在当地深受广大群众爱戴）的演讲，是经不起一驳的。而周其仁教授因郎咸平的身份斥其为“搅和”，显然是太情绪化了，即便郎是外国人，上世纪国共两党还就兴请外国顾问呢。周诘问：“青岛市大集体利益如果受损，当事人也会失语吗？海尔职工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们真的没有行为能力吗？”（见《经济观察报》9月13日《周其仁：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青岛与海尔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但从逻辑演绎看，此言隐含的大前提，人们根据生活经验容易判断，它不是有现实感的“人话”而是出离中国大地的“神话”。对于这样一些大失水准的言论，哪怕出诸大学者之口，也无碍于讨论的深入，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不论与“郎氏质疑”有无直接关联，国资委从8月13日到8月26日，连下四道“金牌”检查国企产权交易（见《经济观察报》9月20日《国资委：肯定方向 检查国企改制》一文附录的文件表），这样就使这场大讨论在实践层面上得到了呼应，为推动国资委决策的落实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我之所以认为这场大讨论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还有以下两点缘由。
一是它辩明了一些对于国企改革乃至整个改革进程来说十分重要的观点。比如，苏一夫在《搜狐财经》提出，企业产权改革与公有资产产权改革不是一回事，企业资产的产权关系是每一个存在着企业的社会所共同具有的，而当前我们面对的公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所有者产权关系。将二者混为一谈，产权改革就会陷入误区。又如，《经济参考报》9月13日刊载辛鸣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目标的设定、改革方案的设计、改革措施的出台，如果只有少数的“能人”与“精英”参与到过程中，那么这样的改革只会让广大的群众冷漠与质疑。这不仅是一个如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根本原则是人民当家做主和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改革包括国企产权改革，完全背离了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四大民主”（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由官员、商人及少数专家学者包办，那从根本上讲是严重的违宪行为。经济学家张曙光在《中国经营报》发表评论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主义”之争（争姓社姓资），90年代是“方法”之争，当今年代是“利益”之争。此论言简义丰，颇有道理；但在我看来，如今还是有“主义”之争的，即要不要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另一个缘由是，在争鸣过程中，我欣赏这场大讨论的大多数“参战”的经济学家都能“舍皮毛，见神骨”，直抵论辩的要旨，而不是在词句上纠缠不休。正是有这样的学风与文风，大家才能达成共识。应当承认，各方言论都比较激动、激烈，也难免表述不严谨不清晰，但由于有求同存异之心，便有九方皋相马不辨牝牡骊黄的古风，而抓住要点讨论问题。这对久受“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风浸染，惯于“揪”住不放的国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