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正宗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只剩下三个政策支柱：高税收与高支出(tax and spend)、推进“平等”以及控制和干预——有些人喜欢称之为“保姆国家(nanny state)”。即使是这仅存的三大支柱，也有两个显得摇摇欲坠。围绕公共支出的争论已陷入僵局。就连中间偏左的党派现在也认同，公众不会容忍进一步提高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同样，平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个伟大的口号了。

不过，在国家干预方面，集体主义者仍在改善自己的立场。他们求助于一项新的伪命题——名为“幸福研究”。这种研究调查的是人们生活的幸福度有多高。在达到某种适度的富裕之前，实际收入与人们的幸福感有关。不过随后，这种关联就会逐渐减弱。美国人和西欧人表示，与几十年前穷得多的时候相比，他们没觉得更幸福。在某个特定国家，有钱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比穷人更高，但起作用的似乎是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

一些热衷于谈论幸福的人甚至提到，高收入是对我们其他人的一种玷污。不难想到他们会提出什么政策建议：超出国家税收需要的高额累进税制，或者限制工作时间，好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等等。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了一项更高明的新研究，是由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和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进行的。这是一个父子俩组成的哲学家及经济学家组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幸福等同于善行。边沁(Jeremy Bentham)及其功利主义追随者则认为，幸福就是快乐和主观满足。

为了更进一步，两位作者把幸福分为三部分：福利、满意和尊严。福利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含义，包括寿命预期、受教育、婴儿夭折率或健康等项目。满意是那类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来衡量的指标。不过，关于尊严，我就没那么有把握了。名厨对手下和顾客大吼大叫，是个有损尊严的场面，但谁能说他不幸福呢？

肯尼父子最惊人的发现是：福利跟收入（不管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的关系微乎其微。19世纪初英国的人均收入跟2000年的越南差不多。然而，英国当时的婴儿夭折率要高3倍，寿命预期也要低得多，而且识字的人也非常少。“他们当时所知道的最先进的排污系统，可能就是1500年前罗马废墟上发现的那些下水道。”这两位作者认为，使福利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科技进步和“公共行动”。然而，他们自己的数据显示，只有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公共支出（如公共卫生和保健措施）在这方面起到了作用，而不管是19世纪的政府预算还是现代的政府预算，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没有发挥作用。

两位作者指出，就算我们照单接受有关相对收入的研究结果，它们在美国最多也只与5%的个人幸福度差异有关联。全国各地在主观幸福度方面的差异，很大部分仍不能用客观影响来解释，这表明，就提高主观幸福得分而言，政策或其它干预手段存在“明显局限”。

我总是想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有关幸福是生活目标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过，但是他同时也相信，那些获得幸福的人“将自己的心思专注在其它的目标上”，比如他人的福祉、某种艺术或追求。

这两位作者不能容忍西方发达国家对增长的迷恋。他们与主流进步思潮相合拍的主要观点，就是把重点放在贫穷国家的穷人，而非这些国家往往较为腐败独裁的政府身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有理由希望政府集中精力发挥它们的核心职能，保障内外安全、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努力纠正我们彼此行为的负面溢出效应。我认为还应该包括针对不那么幸福的人进行再分配，这不需要依靠嫉妒和怨恨。但是，像肥胖、尊重和其它许多布莱尔主义(Blairite)议程中的课题，肯定应该留给个人去解决吧？

在所有党派中，有相当多的政治家会认同这些大体的观点，但是，如果谈到细节（比如他们在赶往机场的途中，从车窗里看到的令人厌恶的事情），又会不可遏制地产生干预的愿望。

*《生活，自由和功利追求》(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Utility)，Imprint Academic出版社

（ 译者/徐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