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会怀疑全球失衡状况的迅速解决会带来不快。这种失衡状况的具体体现，是美国空前的贸易逆差及中国、日本和各产油国相应的贸易顺差。

全球失衡状况的迅速解决可能会带来以下的部分或全部后果：美元大幅贬值、许多其它金融市场的动荡、发达经济体进口价格上涨、利率提高、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保护主义现身、全球陷入低迷时期。

既然有如此多的风险，多数国民都会希望其领导人找到一个专门的地方来探讨这些风险，并就风险化解政策达成一致。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话题有多少次在国际场合被提及却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们也许就高兴不起来了。

过去一年，世界各国与失衡问题展开了斗争，在双边基础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在经合组织(OECD)会议上、在七国集团(G7)财长例会上、在20国集团(G20)中——在此仅列5个场合而已。

这些会议往往呼吁美国严格预算纪律、欧洲和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亚洲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离开以后就忘了自己做出的承诺，继续按以前的方式行事，直到下次开会再碰面为止，然后整个过程又会重来一遍。

由于认识到这些会议意味着浪费时间，英国央行行长金恩(Mervyn King)去年提出了解决全球失衡问题有效多边行动的5项原则。

他提出：首先，只在必要情况下才创建国际机构；其次，确保每个国家的承诺都清晰明确；第三，给予多边机构成为有效仲裁人的工具；第四，理解历史的局限性；第五，避免重复。

他希望，随着这些原则发挥作用，一个经过改革、更加合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成为不同国家经济策略的仲裁人，当一个国家的政策与其它国家的政策相抵触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通过监督，调整这个国家的政策。

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遵循类似的原则缓慢地对自身进行改革。它还安排了美国、中国、日本、欧元区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夏季“多边磋商”，讨论全球失衡问题。不过，由于各国都认为全球失衡不是自己的过错，所以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很小。中国坚称，其半固定的汇率制度促进了稳定，而非经常账户盈余的大幅增加，而且人民币也没有被低估。美国的观点与此相反，同时责怪其它国家对其低储蓄率的批评。它警告所有人说，如果美国减少支出，就会出现全球经济萧条。

即便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仲裁，可能也不会产生什么效力。正如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应为全球失衡负责的国家必须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劝诫，因为美国借入的是美元，而且总是可以自己印制美元，而拥有经常账户赢余或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也根本不会受到资金突然外流的影响。

由于这些不利的环境，难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结束了关于全球失衡问题的多边磋商。多边磋商于去年春季高调启动，但到去年年底多边磋商完成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层表示，磋商所能带来的全部后果，不过是基金组织内部“一次非正式的盘点”而已。

然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泰德•杜鲁门(Ted Truman)坚持认为，并没有完全失败。这里所说的问题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式权力，而是它说服各国改变政策的“道德力量”。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可以更进一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直不愿意说：‘你们这些家伙太不认真了。'”

不过，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任何全球合作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这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愿意承担的风险。

(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伦敦报道 2007年1月29日 星期一   译者/徐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