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已是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张五常的朋友在东莞开公司，希望给工人600元的工资。工人一半跑了。张五常义愤了:放着600元不要，还有脸喊穷！他的这种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哥们儿拉夫呢。
张五常口口声声市场经济，从亚当·斯密、弗里德曼，一直讲到邓小平。归根到底一句话:“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那么，我们就从这句话所揭示的理论讲起，帮助张五常理解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工人不愿意领他开的60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所谓“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段精彩的归纳: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把话说得再白一些，当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能立即从这种贡献中按正当比例分得“红利”，那么在利益的激发下，许多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造福于社会。如果取消这种红利，或者只奖赏很小的红利，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成比例，人们就宁愿闲着不干事。
这一理论，其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拥抱。他们认为企业家创业不容易，必须从他们的贡献中分得红利，否则就无法鼓励最优秀的人来当企业家。对此，我完全拥护。但是，下面就是我和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家改变了中国，小民百姓多属于每月薪水600元的跟从者。所谓“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回报率”的理论，只对企业家适用，对小民百姓则不适用。我则认为，同一理论，对任何人都适用。工人为什么从工厂跑掉？为什么日本、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不跑？因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厂上班，他们从中获得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接近。中国工人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话，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根本无法照顾家庭。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即对社会的贡献)相距太远，所以人家才会跑掉。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张五常这位自称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真搞不懂吗？
张五常还说:“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那么请问，现在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福利制度？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反垄断法？以美国这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福利最少，最讲究自由竞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医疗保健(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这三大“福利”，就占去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36％，达到1.2万亿美元，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相距不远。相比之下，在伊战打得正酣，军费猛增之时，国防开支才占政府财政的20％。最近众议院以315对11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要求在两年内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再看看反垄断法，从比尔·盖茨到希望互相就奖学金问题达成协议的大学，都要受之约束，接受调查。如果没有反垄断法，如果市场被几个像张五常那些只肯给工人600元月薪的朋友所垄断，还怎么自由竞争？
看看中国近1/4世纪的经济起飞:中国的财富翻了几倍，靠的是劳工们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但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劳工的血汗成就，不是企业家的创意成就。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现象。但是，这些为中国的经济奇迹立下首功的劳工们，“个人回报率”太低，权利太缺乏保障。这是中国当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两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最终不能靠几个暴发户，而必须靠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正当的回报。中国的经济起飞起点低，刚刚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对“个人回报”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愿意拿比别人更低的工资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搭了他们这种工作伦理的便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不能永远坐车不花钱。中国的百姓看到了身边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积累的财富。他们开始寻求自己正当的回报。像张五常这样的老爷们，该给自己的车夫付钱了！
(作者系旅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