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秘书长和监察部副部长在介绍2006年全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时候，重申对逃往加拿大的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中国不会判处其死刑。（人民网2007年2月13日）在此之前，国家领导人访问加拿大期间，也曾经作出过类似的承诺。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讲信誉的大国，说话从来是算数的”。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赖昌星被引渡回国后，不会被判处死刑。
这一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厦门远华走私案犯罪嫌疑人赖昌星潜逃到加拿大，虽然中国司法机关多次要求加拿大政府协助将其引渡回国，但在冗长的司法程序中，赖昌星仍然滞留在国外。目前加拿大联邦法院正在对赖昌星遣返的风险评估进行司法复核，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如果被引渡回国后司法机关判处其死刑，那么，加拿大司法机关不会将赖昌星交给中国。事实上，赖昌星正是以中国司法机关没有明确承诺不判处其死刑，回国后有可能被执行死刑而作为滞留在加拿大的抗辩理由。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司法机关虽然对厦门远华走私案的同案犯作出了司法判决，但迄今为止尚未对赖昌星本人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更谈不上判处其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官员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官员郑重承诺，不判处其死刑，那么，中国的司法独立就面临严峻的考验。所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官员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人作出的承诺，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承诺，而不是一种司法上的判决。
按照中国的法律，赖昌星所犯罪行最高为死刑，如果未经审判，中国政府领导人或者中共中央有关官员宣布其不被判处死刑，那么就违背了我国现行的司法程序；如果中国政府领导人或者中共中央有关官员不主动对外作出承诺，那么，赖昌星永远不可能被推上审判台。
处理这个问题有两种司法程序：一种是司法机关作出死刑判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67条之规定，决定特赦；一种是司法机关作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判决，然后提请有权机关协助将赖昌星引渡回国。根据引渡法第50条之规定，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对于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可以由外交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被请求国作出承诺。对于限制追诉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于量刑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对被引渡追究刑事责任时，司法机关应当受所作出的承诺的约束。但现在看来，这两种处理方式都已不可能。政府领导人或者中共中央有关官员直接对外宣布不判处死刑，然后将赖昌星引渡回国，也是一种处理办法。既然如此，那么，立法机关应当慎重思考，我国刑法是否需要作出调整，在走私罪中保留死刑是否还有必要。
赖昌星案件既是对中国刑事政策的挑战，也是完善我国刑罚体系的难得机遇。相信立法机关会以此为契机，着手修改我国的刑罚体系。
重婚罪的价值取向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犯重婚罪，可能被提起公诉。这是我国部级领导干部中，因婚姻问题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一案。（《民主与法制时报》2007年2月6日）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婚罪破坏我国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是一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可以是公诉，也可以是自诉。刑法在规定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时候，对有些犯罪（譬如虐待罪）要求必须是告诉才处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重婚犯罪侵犯夫妻一方的民事权利，所以，一般由受害人提起刑事诉讼。但邱晓华是否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们还不得而知。
从理论上来说，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检察机关在立案侦查起诉的时候，应当考虑到受害人的主观愿望。可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对法律的适用作出扩大解释，把没有登记结婚，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认定为重婚罪，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男女在婚姻关系之外的交往都可能涉嫌犯罪。在现代化大都市，已婚男女为了节省住房开支，在单位附近租房同居，如果发生感情或者性行为，那么，有可能构成犯罪。考虑到本案当事人天各一方，并未长时间生活居住在一起，属于典型的露水姻缘，因而如果认定重婚，显然与法理和情理不合。这种类似于包养情人的做法，在政界和商界并不鲜见。如果追究他们的重婚罪，那么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因此而锒铛入狱。
这一案件产生的最大示范效应是，今后如果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万不可动感情，以夫妻的身份粘在一起，否则，司法机关可在两情相悦之时，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
在现代社会，爱情与性欲具有分离的趋势，男女之间的交往总是以追求爱情开始，以满足性欲而告终。如果司法机关介入公民之间的感情领域，根据重婚罪的规定，区分男女之间性关系的性质，那么，不仅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工作难度，而且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立法者之所以将重婚罪牢牢地限制在婚姻关系之中，目的是为了维护我国的婚姻制度，不能也没有必要利用刑罚的手段维护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性关系。所以，司法机关在追究行为人重婚罪的时候，必须把是否登记结婚作为构成重婚罪的首要条件。如果采用欺骗的手段登记结婚，那么，行为人不仅欺骗了对方的感情，而且也破坏了我国的婚姻登记制度，是一种具有主观恶性的犯罪行为。如果只是私下交往，没有破坏现存的婚姻关系，更没有采取欺骗手段登记结婚，那么，司法机关不应介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坦率地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扩大了我国刑罚的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办案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如果重婚罪的设立只是为了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那么，今后应该考虑修改刑法，将这一类案件设计成为自诉案件，受害人告诉才处理。如果当事人采用欺骗的手段登记结婚，那么不仅侵犯原配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了婚姻登记管理秩序，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重婚罪的价值取向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如果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而行为人的行为又不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司法机关最好不要介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就会违反罪刑相当的原则，也背离了立法者的初衷。
法律人统治的台湾
“法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盐铁论·刑德篇》）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出身的国民党前主席，因为涉嫌贪污“特支费”而被检察机关起诉。这个自称把清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人物，不得不面临司法诉讼。所谓“特支费”，其实就是在官俸不多的情况下，将部分办公费用变相用于提高官员的收入。在有些地区这些费用是以住房补贴、车马费用的名义开支的，但是在台湾却被称作官员的“特支费”。这项制度是基于人情考虑而设立的特别制度，当事人心照不宣，司法机关网开一面。可是，台湾领导人为了从国务机要费诉讼案中脱身，纵容司法机关把水搅浑，让高举廉洁旗帜的国民党前主席深陷泥沼，自身难保。
中国古人早就说过，法律是因人情而设置，并非是为了诱人犯罪。既然台湾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把“特支费”看作是自己收入的一部分，那么，办案人员对这项规范的立法宗旨应该心知肚明。但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台湾是一个法律人统治的地区，法律人会充分利用制度上的某些缺陷打击对手，从而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在司法机关的操纵之下，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当事人要想摆脱法律纠纷，必须证明“特支费”用于公务开支，公诉机关只要能取证证明“特支费”中的某项支出是用于个人或者家庭消费，而不是用于公务开支，那么，罪名就已经成立。
法不责众只是一种社会舆论，或者说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在现代法治社会，即使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构成犯罪，司法机关仍然可以立案侦查，并且提起公诉。不过，在办案的优先顺序方面，司法机关有自由裁量权。正是这种办案程序的巧妙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倾向。
法律人统治的社会是一个不容许法律含混的社会；但法律人统治的社会，恰恰是一个不讲法治的社会。假如台湾当初制定的“特支费”规范直接写明经费具体的用途，相信法律出身的官员会自觉规避法律的制裁；但既然立法者和执法者长期以来都以为“特支费”是对官员的一种特殊职务补贴，那么，司法机关背离立法者的初衷，追究某些官员的刑事责任，显然与法治原则不符。
学术界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会从法制与人情、立法与守法、政治与司法乃至法律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对于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寻找脱身之策。从刑法的角度来说，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必须举证证明其有贪污的故意，但是，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按照财务制度如实申报财产，或者，在填报有关纳税表格的时候，直接将公务开支列入个人收入之中，那么，贪污的主观故意就十分明显。所以，不要低估办案人员的智商，也不要高估政治人物的法学水平。笔者的感觉是，许多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的司法人员和法学研究人员，根本没有法律意识，倒是那些刚刚接触法律条文的案件当事人，反而能找出法律体系中的破绽，对案件的结果作出准确的判断。法学博士可能会最终沦落为法律的奴隶，而只有那些人情练达的公民才真正了解法律的精髓。
作者：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感谢作者惠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