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报告》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财政政策的目标就已经具有了双重性，有经济目标同时也有社会目标。
在分为9个部分长达370多页的这份《报告》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报告》的最后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作为单独一个章节提出了一个建议——组建中国财政政策委员会。
“我们提出组建中国财政政策委员会其实是新的发展理念的形成，就是把财政决策的视野拓宽了。”高培勇说，“我们的说法是财政政策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当中担任主力队员，要担任主力队员就意味着比过去要担负更多的使命。它担负的这种使命，需要广泛地借助方方面面的各种力量来完善和充实这种决策。”
11日，记者就组建中国财政政策委员会一事采访了北京的部分专家。
“设置财政政策委员会，我觉得十分必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说，“我们以往的整个政府机构设置方面，在决策方面相对较弱，而成熟的发达国家更注重决策机构的设置”。
他表示，决策和执行相对的分离，决策方面更容易体现决策的公正性、客观性以及专业性。执行部门就严格按决策部门方案的决策执行，就摆脱了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利益关系。
“但对这样一个机构如何设置，我有不同看法。”他说，国家机构改革的趋势是精简，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设立要经过论证，要通过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要考虑设置的必要性。
“我倾向于设立咨询机构隶属于财政部。”他认为机构应包括专家、中央银行行长、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税务总局局长、国家发改委领导及其他部门。
他强调，从目前中国组织机构分工的角度看，存在过分细化的问题，越细化综合的事情、协调的事情就越多。“既然要强化宏观调控，就需要在组织机构的安排上做出一种选择，但怎样去强化就需要有不同的方案，同时要避免部门机构庞大”。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业安对此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成立中国财政政策委员会没有必要。”他说，“成立财政政策委员会没有必要，而是要转变制定财政政策的理念和思路。从过去刺激经济增长的取向，转变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取向。”
周业安说，以拉动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财政证策，必然会导致财政政策在执行及资金分配过程中产生矛盾和分歧。
财政部现在管如何分配钱，但管不了财政政策的制定，也管不了具体花钱的项目；而负责具体花钱的部门又不能决定财政资金的分配，以至于出现财政资金被乱用，或用的不是地方。
而恰恰需要财政政策关注的社会保障、下岗失业、失地农民以及环境恶化问题，在财政政策制定(预、决算)过程中并没有获得充分的政策倾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肖鸣政主任，对此也表示了与周业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需要解决的事情很多，如果每项工作都要成立部门，将导致政府膨胀。
他介绍，按科学行政的观点看，政府部门决策前的咨询工作可以外包给专业人员，“从政府管理角度，这样的部门应定位于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