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在演讲中希望中国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并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是开放。此外，还给中国百姓16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算起了投资账。
这是保尔森担任美国财政部长7个月以来第三次访问中国，此行主要是为5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准备。
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准备
保尔森本周三在北京机场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进行了短暂会晤，共同商讨了将于今年5月举行的下次战略经济对话的议程。他表示，相信此次对话将在解决两国长期问题与短期摩擦方面取得进展。
保尔森表示，中美双方都面临国内压力。有分析认为，保尔森此行的真正听众或许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关注的都是长期的话题，但也需要有成效的例子。否则，美国国内关于短期问题的关注会急剧上升。因此，需要让他们看到，短期的成果也正在取得。”
保尔森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的分歧在于中国改革的步伐，而不是改革的方向。最好的方式是将事情摆到台面上，健康的讨论有助于发展。
保尔森在演讲中指出，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中国关于经济改革步伐与形式的决策，及能源和环境政策，都牵动着世界。因此，这是每半年举办一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首要关注问题。
中国金融市场面临4大挑战
保尔森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效的金融行业是现代经济的中枢神经，它随时作出无数个决定来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同样，高效成熟的资本市场将为中国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给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和投资一个更好的回报。
保尔森认为，中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在过去10年间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还需继续努力才能达到目标。
中国的金融市场面临四个重要的制度性挑战：资本市场仍不成熟；没有机构市场；银行体系不成熟；缺乏一个先行的透明的管理体制来鼓励创新。
保尔森援引麦肯锡的研究指出，中国2005年资本市场的市值(不包括非流通股和国有股)占GDP的17%，在亚洲新兴市场中比例最低，后者的平均值为70%。
同时，中国股市过多的中小投资者增加了波动性，一些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比如保险公司在投资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保尔森说：“机构投资者分析最严谨，并且在开发新的证券产品和制订投资战略时最具创新。机构投资者更广泛地参与将催生不同的市场战略，降低波动和羊群效应的风险。”
此外，中国的管理体制可能会抑制创新和现代金融市场成长。许多非市场的因素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国有和民营企业。
保尔森表示，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需要发展多元化经济，高附加值生产和世界一流的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如果允许外资参与，将会加快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进程。
建全球金融中心首要是开放
“上海是个非常有活力、富有创新精神的地方，上海人欢迎竞争。”保尔森对上海的印象相当不错。
他表示，在过去15年的数次访问中，看到上海逐渐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金融和文化中心。上海在许多方面象征着中国的经济活力，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参与者的象征。
“我希望上海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但这需要开放。如果没有开放，上海就无法做那些伦敦、纽约、香港、东京能做的事。一个城市可以有快速增长的建筑群，可以有富有活力、勤劳的居民，但是竞争和学习最好的东西，才是强大的最主要原因。”
美财长给中国老百姓算账
保尔森表示，中国金融业尚不发达，个人储蓄无法获得充分回报。中国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一样努力勤奋地工作，但仍然不富裕。中国百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约有16万亿元人民币，平均回报率为2.5%。扣除通货膨胀和税费等因素，实际回报可能为负数。
保尔森表示，如果金融业成熟起来，并能够提供多元化的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证券和工具，在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经济中，一个管理良好的养老金组合的潜在回报率会提高很多。
他举例说，假设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回报率在30年间维持在8%左右，而不是在2.5%。由于复利的效应，同样的16万亿元储蓄将导致巨大的回报差异。30年后，中国家庭将拥有不是34万亿元人民币的储蓄，而是160万亿元人民币的储蓄，相当于人均储蓄额12.4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可以满足中国百姓的需求，为教育、健康和养老保险提供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