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已成为世界出口基地，在惊人的储蓄率和投资力度推动下，它正经历着快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它的技术能力正以飞快的速度升级，它的企业对越来越多的欧美产业形成威胁。它的高额央行储备和不断膨胀的经常账户盈余导致有人声称，该国汇率受到不公平操纵，或者说，至少应对其进行向上引导。

该国的金融系统以银行为中心，并与政府和产业界有着密切联系，其严格的监管方式使国内机构受到特殊照顾。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压低了产品价格，但资产价格却在迅猛上涨。

美国国会领导人要求采取激进措施，压制这一对其构成经济威胁的国家。美国高级经济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与该国同行展开了‘对话'，讨论该国经济政策中导致当前失衡局面的诸多方面，并警告称，如果不能迅速取得‘成果'，美国国会中的强硬派将随时采取行动。”

上面描述的正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内外局势。它同样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状况的写照。而就在那之后，日本开始了通货紧缩和国际关系大幅恶化的“失去的十年”。尽管这两个国家之间有着明显差别（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要低得多），但其相似之处也足以引人瞩目，值得中国及其贸易伙伴从日本先前的经验中汲取一些教训。

有关日本衰落10年的权威历史结论尚未确定。但有见地的观察人士几乎都认为，导致日本衰落的重要因素包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金融系统中随之产生的问题；银行停止信贷扩张导致的总需求崩溃；以及消费者和企业丧失信心后，经济难以实现由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内需拉动型增长的转变。

回头来看，日本官员犯下了几个重大的政策错误。1987年卢浮宫协议(Louvre Agreement)后，为了避免日元进一步升值，他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导致了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和信贷扩张，为随后的经济低迷埋下了隐患。当消费者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时，他们未能推动日本经济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他们还任由银行系统中的问题恶化下去，而非直面它们。这些错误的结果是，日本没有完全采取它本可以采取的措施，来避免上世纪90年代的严重问题，而当这些问题出现时便处在了不利位置。

这表明，如果中国想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那么最好趁现在阳光依然明媚时装上“政策的屋顶”，以“未雨绸缪”。在当前经济处在过热边缘的局势下，允许不可避免的货币升值，以及通过鼓励消费来刺激国内需求，可能要比未来经济降温时容易得多。据测算，如果中国想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当前水平，需要在2007年积聚多达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几乎必将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因为中国在购买美元时，要放出等量的人民币。此外，目前也是解决银行系统问题的最佳时机。

这些教训与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人士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他们将日本的通货紧缩和随后的经济疲弱，归因于日本愿意屈从于美国要求日元升值的压力。这种观点无助于解释日本的资产泡沫及其破裂，也不能为人们提供理论依据，阐述日本原本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促进经济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另一个教训是，在进行旨在向中国施加变革压力的经济政策对话时，有必要注意其谨慎性。决定经济结果的是重大事件、国家及政治决策，而非国际社会。相比于日本资产市场崩盘、信息技术对美国生长率增长的推动、亚洲金融危机等政府控制范围之外事件的影响，经济对话中辩论的问题可谓相形见绌。

即使在政府政策或许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域，也没有证据显示，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在国内具有敏感性的结构政策领域有过任何改革，例如住房金融、社会保障或回应“美国结构性障碍改革”(US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而实行的零售业监管灯领域。这些领域中的政策由国内政治决定；如果笨拙的压力让特殊利益集团在抵制变革时更容易挑起民族主义情绪，那么高调的对话则可能起到反作用。在一个善意匮乏的世界中，笨拙的对话会造成蔓延至其它领域的憎恨情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谈到美日关系时，人人都会说“美日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经济增速更快，以及目前全球经济的失衡程度更严重，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国际经济关系甚至更加重要。通过从一段相当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太平洋两岸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 2007年3月14日 星期三   译者/朱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