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英国《金融时报》
黄亚生 (Yasheng Huang)
浙江经济模式VS上海经济模式
最近，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将其访华之行的第一站定在浙江省会杭州。外界认为，这一精心设计的行程反映了保尔森先生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认识。
人们早就应该注意浙江经济模式了。与其前任们不同的是，保尔森先生并不喜欢游览上海的高楼大厦，他深谙中国奇迹。在他看来，令人瞩目的发展源自一种在其它地方也同样创造出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动力，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和基于市场的金融环境。正确认识中国传奇的时候到了，而理解浙江的兴起，正是一条最佳途径。
上世纪70年代，浙江的人均GDP在全国位居中游，而今天却名列第四，仅次于北京、天津和上海。做这样的比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前三个地区均属于直辖市而且没有农业部门，而浙江虽然已高度工业化，但却有着大量的农村人口。如果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比较，那么浙江应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
不过，即使用GDP进行比较，仍会低估浙江所取得的成就。因为GDP并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财富。在中国，很多经济活动，诸如拆除居民住宅为zf项目让路，虽然可以暂时提高GDP的增幅，但是却对创造财富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由于浙江采取了更为市场化的手段，因此避免了一些最极端的错误。
让我们看看有关财富创造的其它一些指标。中国zf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浙江城镇居民的利息收入是上海的4.5倍，股息收入是上海的5.3倍。尽管上海的GDP更高，且有着更多受外国人称赞的高楼大厦，但为什么浙江和上海之间却存在着如此的差距呢？答案是，在浙江，更多的人拥有并经营着成功的小企业。同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浙江家庭的平均创业人口是上海的3.4倍。
旺盛的创造力和财富的创造，极好地反映出两种不同模式之间的鲜明对比：一种是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模式，另一种模式则依赖于大规模zf投资、国家行业政策以及得到zf大量补贴的外国直接投资。如果中国其它地区都像保尔森所希望的那样，采用浙江模式，则中国幸甚！
浙江模式也为中国摆脱目前面临的两大棘手问题，即三农问题和银行系统改革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中国官员经常认为，需要引进外国管理技能来解决该国的银行业问题。其实他们只需要到浙江看看。浙江的银行是中国业绩最好的银行。一位银行经理告诉我，他所在的银行，其浙江分行的利润，相当于该行在中国所有分行的利润总和。其原因既不神秘也不复杂。浙江的银行早就开始向私营企业放贷，远远早于中国其它地区。如今，浙江已经拥有了一个健康发展的企业部门，能够进行明智投资，并如期偿还贷款。
许多人都忘了，上世纪70年代，浙江有着大量的耕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这就是浙江模式和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之间的关联之处。中国农民特别具有创业精神。今天，浙江的那些大型企业，许多是由农民企业家在80年代建立的。浙江的温州，这个中国资本主义的前哨，在80年代还是一个农村小镇。不管西方经济学家怎么吹嘘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于消除贫困的作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80%归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前5年，而当时，中国没有外国直接投资，贸易量也非常小。
中国农村地区的环境相当有利——不仅农业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还放松了管制，减少了zf的干预，增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融资途径。
上世纪80年代，全国60%以上的小城镇企业家都来自农村。到了90年代，这些颇有成效的农村政策在别的地方有所倒退，但在浙江仍在继续实行。
仅有创业精神并不能创造价值；它必须与资源和产权保护相结合。浙江在创业精神与资源结合方面的工作做得较好。要推广浙江模式，中国的政治精英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农民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认为，农村问题就是劳动力补偿问题——需要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建立大量工业区，以便创造就业机会。这种观点虽然不错，但过于狭隘。
中国农村的最根本问题是资本收益问题。中国需要进行改革，使农村居民能从自己的创业才华与经商能力中获益。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新一届领导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迈进，而保尔森的道义支持将有助于此。
（编者按：作者系美国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