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公布了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成果，得出结论认为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存在MBO形式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并且发出建议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郎咸平教授的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扑。郎先生不仅遭致起诉，还在舆论上受到人身攻击乃至人格诋毁。8月底，以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卢周来、刘永佶、程恩富等为代表的部分经学家先后以各种形式表示声援和支持郎咸平先生；而以张维迎、张文奎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则对郎先生进行了批评和反驳，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呼吁要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学者要保持学术独立性，要有勇气面对公众舆论的非议，张文奎发表文章认为国有企业在体制上不可持续，因此必须进行“股份化”的产权改革（他在演说时强调这不是私有化），虽然改革中由于所谓“路径依赖”（改革迫不得已必须依赖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一方面是无可回避、必须接受的一种改革成本，另一方面是这些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不是非常严重，有些国有资产缩水只是因为会计方面的技术原因，而且政府还在设法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他还强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正在得到遏止。至此，“郎咸平”事件成为媒体一时的焦点。

2004年9月5日星期日下午3：00乌有之乡举办沙龙，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先生和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梁先生评述“郎咸平”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跟观众进行交流对话。这次沙龙活动是乌有之乡书吧改变内部格局之后举办的首次活动，座位显得非常紧张，仅能容纳55人的场地挤满了80多人，还有不少朋友站在楼梯间听，晚来的朋友连站的位置都没有只好离去了。为了改善这种局面，乌有之乡书吧愿意跟具有良好条件的单位合作，今后争取为大家提供更好的环境。下面将两位嘉宾的发言做一概要介绍，未经发言者审核，准确内容见于今后的沙龙回放栏目。

高梁先生首先做主题发言。郎咸平事件引发了大家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关注，他认为我国8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当时的确存在改革的必要性，就是要激发活力，提高效率，快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高梁先生依据自己多年下去调查的实际情况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90年代后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违背了党的基本路线，离开了原来的方向，开始出现大面积的系统性的腐败问题，从选派国有企业干部任人唯亲方面的组织腐败到司法腐败全面泛滥，排斥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主体地位，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工人群众的利益受损，形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极端的社会不公，这样就使改革触碰到了社会稳定的底线。这种状况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根本好转。为了改善这种局面，高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健全和完善法制，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第二，撤消以所有制区分的税收优惠政策（现在是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国有企业享受歧视性待遇），建立以产业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三，要追究地方政府压制群众保护国有资产举动的责任。

杨帆先生讲，郎咸平做了大贡献，揭了盖子，让公众看到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黑幕。这些情况不是过去国内没有人知道，也不是没有办法防止，而是国内过去这样的声音一直受到压制，遭到主流媒体的封杀，遭到政府官员的冷漠。由于国内存在崇洋媚外的心态，所以郎咸平以香港教授的身份讲话就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本身，杨帆先生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很多弊病，比如效率低下，但是不能分，因为中国在根本上是一个权力系统居于主宰地位的社会，一旦开口分，就会出现依照权力大小进行瓜分的局面，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如此。所以，他和左大培、韩德强半个月前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立即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他还讲，实际上现在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是负数，国有资产属于私人资产，包括应该补偿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上剥夺中小股民的收益、银行贷款形成的银行呆坏帐（实际上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储蓄），因此，现在鼓励瓜分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在鼓励剥夺平民老百姓的私人财产。他认为，改革之所以会出现强权集团瓜分平民老百姓的私人财产，其根本原因在于90年代开始改革的动力不再是80年代盛行的理想主义，而是追求强势集团的私利。有些人自己制定完改革措施后就参与改革实施过程，在其中大捞特捞，侵害公众利益，这是典型的背弃理想主义，缺乏人文关怀的做法。

在这次沙龙中，高梁先生的稳健演讲不乏谴责强盗罪行的激昂，杨帆先生的激情澎湃之中也充满了智慧，两位嘉宾和听众不仅在德良知上产生了强烈共鸣，而且跟大家讲清了个中原因。公众话题，公众关心。如果公众成为改革的动力和实施者，实公众之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