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一国垄断行业的企业应该维持在一个低收费、低利润的运营状况，超出的利润应该收归国家所有，国家再以各种转移和补贴的形式来增加公共产品投资，以弥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各种问题。但改革之后中国的情况相反，我们的垄断行业基本维持在高收费、高利润的状态，而这些利润同时也没有上缴给国库，大部分留存在企业内部，名义上是作为企业再投资发展之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央企红利”问题。“央企红利”的存在，使得同样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同样的工资收入却有了天壤之别。
或许我们大家对垄断行业工资悬殊的危害性，还仅仅停留在社会的公平感和正义感之上。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安德瑞·史莱弗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他认为，人才的流动是沿着工资的方向往上走的。一旦在某些行业出现高工资的时候，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就会向这些行业移动，就会大大增强这些行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创新性很强的社会结构。但是，如果将这些高工资的行业配置给垄断行业，史莱弗教授认为，这将会形成一个典型的寻租型社会，人人都想挤入到这些垄断行业中去。由此，我们很容易想象，如果高素质的人才配置在这些可能存在寻租型的行业，那么凭借其聪明才智无疑会更加增进这些寻租机制，而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生产机制将陷于瘫痪之中，整个社会则往一个更差的均衡点演进。
也曾有学者表示，一流的人才应该留在企业，因为那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源(行情论坛)；二流的人才则留在大学，因为教育同样关乎国家的长期发展；三流的人才则留在政府和各种公共事业部门。这是一个最佳的社会人才配置体系，但与中国人一直以来的精英社会治理思维有很大的出入。精英留在公共部门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危险。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美国长久不衰的经济实力在相当程度上因为有庞大的精英在支撑着它的良好的创新能力，使其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
战后的日本则是另一种社会结构。注重团队合作精神的日本人非常强调平均化，一个从事计算机研发的技术人员与同年龄段的清洁工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并不大。这样的报酬结构，导致人才流向每个部分的人数基本上一致。这样不好不坏的收入结构尽管导致了日本快速崛起，但也是日本在数次的较量中都逊色于美国的主要原因。最糟糕的还是那些倒挂的社会结构，把社会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务性的公共部门或者各种垄断行业。这些精英既有创造出经济奇迹的能力，同样也有摧毁经济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摧毁能力要比一般人更强。因此，腐败、贫穷、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等等都是这一类型社会结构的常态。我们担心的是，如果任垄断行业高工资发展下去，会不会将转型的中国引向这一倒挂的社会结构，扼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使得我们的改革事业前功尽弃呢？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垄断行业高工资呢？笔者认为，目前应该尽快建立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和审核机制，才能使得企业把更多的压力转移到内部，关注内部员工的高工资问题。只有有了生存的压力和危机，那些垄断企业才会关注企业的经营效率，而不是想法设法地进行各种寻租活动，一个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才能真正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