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经济的增速相比，服务业与民企的滞后更令人关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财经蓝皮书》，2005年中国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仅为31.4%，而且大部分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与其他新兴市场匹敌——经济结构性失衡已经明显反映在中国经济各项指标上，诸如就业率、投资效率、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均与此相关。与此同时，“非公三十六条”颁布两年，电信、电力等部门破除垄断的改革屡有反复，民企发展遭遇“玻璃门”。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现代服务业能否如愿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则有赖于制度环境的改善，政府功能性结构的调整。
政府主导经济大计是中国乃至东亚发展的主要模式，在取得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行政权力过大导致市场失效、失范之弊，常常必须经历痛苦的经济波动后才由政府校正方向，经济发展因此成为政府对以往政策的一次次扬弃的过程。我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在服务业中，附加值高的部分如金融、电信等由于历史的原因处于垄断或者隐性垄断状态，市场化改革效果不彰，有关部门甚至提出合乎公共利益即无垄断等论断，要打破既定利益格局十分困难。
由此可以看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首先应该打破的是政府部门与企业利益合一、政企不分的功能性顽疾，做到《意见》所提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首先要分清管理者与专业市场人士的不同角色定位。
以往国企改革的教训值得记取，在改革的过程中，企业的利益与管理部门的权力相辅相成，管理部门以行政式的并购重组代替市场化与专业化的改革，将资源配置权集中于某个行政部门，使之成为拥有投资公司、实体经济以及资源垄断调配权的一个个小而全的经济王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使这些企业的资源在内部封闭体流动，与国际国内的专业性市场隔绝。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否会重蹈这一覆辙？细则未出一切待定。行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与企业的功能性错位得到校正。
《意见》将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要路径锁定在市场准入和政策倾斜。市场准入包括破除行业进入门槛与融资门槛等多个方面，如“深化电信、铁路、民航等服务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进入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等，而政策倾斜则包括对于政府扶持的现代企业实行财税优惠、实行资源价格公平、土地供给倾斜等。
不难看出，上述的每一条要落实到位都需要严密的配套措施，都牵涉到利益的重新梳理以及行政部门功能错位弊端的革除，其中一些措施是屡弹无效的老调。从反面也可推断，如果没有政府与企业良好的功能性定位，不难想象，《意见》的每一条优惠措施都将变为一些投机者的生财之道，因为政策中的上市指标、低价土地、财政投入，都是市场上千金难求的稀缺资源。
由专业人士主导，与市场接轨，方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正道。
